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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内部协商信息公开的时间点是在行政程序结束后，还是在行政程序进行中就可以公开？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协商性信息，在行政程序进行阶段并没有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的影响。

[29]在凯尔森看来，法规范的内容是什么、应如何被解释并非是法学的内容，纯粹的法理解决的是法规范在认知层面如何结合为一个体系，所以法规范的解释属于法政治而非法学。[27] H.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Mit einem Anhang: Das Problem der Gerechtigkeit, 2. Aufl. 1967, Verlag Franz Deuticke Wien, S. 1. [28] 在纯粹法理第一版中，凯尔森强调应然作为法学的范畴，但在第二版中，则转向以归责为范畴建构规范认知体系，其关注的重心也从法规范转向法语句，参见H.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Einleitung in die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Problematik, 1. Aufl., Scientia Verlag Aalen 1994, S. 20ff.; H. Kelsen (Fn. 27), S. 79ff. [29] 关于法规范与法语句的关系参见H. Kelsen (Fn. 27), S. 73ff. [30] Kelsen, ebd., S. 348ff. [31] Kelsen, ebd., S. 349. [32] Kelsen, ebd., S. 353. [33] Kelsen, ebd., S. 20. [34] Kelsen, ebd., S. 352f. [35] R. Dreier (Fn. 20), S. 55f. [36] R. Dreier, ebd., S. 58.; H. – 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Bd. I: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6. Aufl., J. C. B. Mohr 1990, S. 9ff. [37] K. Larenz, über die Unentbehrlichkeit der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 Berlin 1966, S. 11. [38] 转引自[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德文版导言，第23页。

当政策推动先于立法或宪法修改时，就会产生宪法文本与宪法（政治）状态之间的不一致，即所谓的良性违宪或违宪的宪法变迁问题。利益法学、社会学法学、目的论解释方法等概莫能外，均体现了这种视域的变迁。[1] 关于法教义学的讨论（部门法的文献无法一一列举）主要可参见焦宝乾：《法教义学的观念及其演变》，《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在这个意义上，法学同样是一门科学。[11]问题在于，宪法应如何回应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宪法教义学能否以及如何在教义学体系内引入后果考量，实现学科之间的交叉与科际整合？这种学科交叉的研究应通过何种方式实现规范上的封闭、知识上的开放？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回溯到法教义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时代变迁情势下法教义学的转向。

新康德主义西南德意志学派将法规范视为与价值关涉的现实，虽然仍然坚持方法论二元主义的立场，但法规范并非是纯粹的、超验的价值规范，也不是纯粹的价值无涉的事实，而是与价值关联的现实，实际已经开始承认法规范所具有的价值与事实相结合的特点。[37]法学作为科学同样可以将认知范围从凯尔森所言的法科学扩展到法律解释、法律续造等涉及价值判断的法政治领域。[89]从事法社会学研究的程金华主张任何法学的研究方法都必须以法律体系为出发点，法教义学和其他研究方法关系的宿命必定是互补与合作。

[51]然而，实证法的编纂使得立法层面的学术影响逐渐减弱。[16]就今天而言，则是对现行法的体系化—科学化加工，[17]其目的在于法律的适用。[32]所谓法官的判断并非语词逻辑意义上的判断，而是一种规范的创设，即限于具体个案的规范，[33]这种能够产生新规范的解释并非科学意义上的解释，因为这里涉及法律适用者在规范可能性框架中的意志行为，所以正式解释无法成为法理论的问题，而只能是法政治上的问题。事实与规范的方法论二元主义是否仍然适用。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法学内部也经历了视域上的变迁。与凯尔森不同的是，这种描述并非仅仅是对立法机构、司法机构等有权机构所进行的宪法解释的一种描述，而是对文本本身所包含的可能性的一种描述，是对宪法规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判断的多重可能性进行的描述。

[85] 参见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936页。[67]必须要看到的是，我们在现在所体验的未来与未来的现在是不同的。在法学层面，新康德主义的科学观对法学影响至深。中国法学方法论中存在的争论表明，将教义与现实简单对立起来的做法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没有任何解释是完全没有现实性的，同样，没有任何现实是完全没有经过解释加工的。

其中对可能性边界的确定是融规范性与描述性为一体的，或者说是对多种规范可能性的一种知识上的描述，可以纳入凯尔森的法科学体系中。在这种情况下，法教义学为了维护制定法的权威，不遗余力通过概念提炼、法条解释、体系建构等方式确保法的规范效力，强调实证法作为规范体系的重要性，并不遗余力的强调宪法解释方法的重要性。后者则指向实践智慧，指涉在具体情势下权衡利弊作出善的选择。法学在这两个层面的重心倾斜意味着法学选择了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方法基础。

人们开始探讨什么是人民的意志，而传统的法学实证主义则逐渐被贴上僵化、保守、反现实的标签。我认为这种狭隘的科学概念——作为科学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不正确的。

与此相区别的是非正式解释，即对法律规范的意义进行纯粹认识论的确定，不同于国家机构的正式解释，不涉及法律的创设，这种法科学意义上的解释只能对法律规范所存在的适用可能性加以描述，而无法填补所谓的法律漏洞，也无法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决定，当然也没有能力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对于宪法而言，不仅要解决国家的正当性问题，还需要在社会层面解决价值冲突的问题，需要通过宪法的价值辐射功能将社会环境中的变化引入法律系统中，需要适度引入后果考量，实现法律系统对社会系统的知识和信息的开放性，同时也将法律系统的决定传递到社会当中。

另一方面，在作出具体决定的过程中，在规范程式所确定的可能性范围内，在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中，又存在择其一而决的偶然性。沈岿：《公法变迁与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凯尔森认为，法规范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在其框架内存在多种适用的可能性，[30]因此解释是不可避免的。[8] 苏力在1996年之后先后写就《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送法下乡》绝非是学术的偶然，而是充满了时代意涵。Vgl. E. Lask, Rechtsphilosophie, in: ders., Fichtes Idealismus und die Geschichte. Kleine Schriften, Dietrich Scheglmann Reprintverlag, Jena 2002 S. 270ff. [43] Radbruch (Fn. 40), S. 353f. [44] Radbruch, ebd., S. 352. [45] 拉伦茨认为Radbruch实现了从形式的价值哲学到‘实质价值哲学的过渡，K.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6. Aufl., Springer Verlag 1991, S. 98, 100. [46] E. Kaufmann, Kritik der neukanti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e Betrachtung über die Beziehung zwischen Philosophie und Rechtswissenschaft, Tübingen 1921, S. 98. [47] F.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 2. Aufl., Göttingen 1996, S. 439f. [48] Wieacker, ebd., S. 439f. [49] Wieacker, ebd., S. 458f. [50] Wieacker, ebd., S. 430f. [51] 拉班德的法律实证主义很大程度复制了格贝尔的法学实证主义，参见W. Pauly, Der Methodenwandel im deutschen Spätkonstitutionalismus. Ein Beitrag zu Entwicklung und Gestalt der Wissenschaft vom Öffentlichen Recht im 19. Jahrhundert, J. C. B. Mohr, Tübingen 1993, S. 187. [52] Wieacker (Fn. 47), S. 460. [53] 关于认知神经科学可参见李学尧等：《认知流畅度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在中国面临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宪法如果要真正发挥其在现代功能分化社会中的作用，就需要介于技与艺之间的、scientia和prudentia并存的宪法教义学：一方面，宪法教义学是一种知识体系，需要借助于学术上而不仅仅实证法上的概念体系，将繁杂的实证法规范、相关的宪法决定结合成为一个逻辑融贯的法律体系。

所谓与社会相适，并不是指社会概念的完全镜像，而是使之具有一定的抽象度，从而维持对社会中的变化进行回应的能力。前者指的是从存在的原则中导出的有关理解存在的方法论知识，其对象是现象变换中的恒在之物。

今天，法教义学的概念形成则要保证一个更高程度的抽象性，将规范可能性所及之处都涵括进来，法教义学的任务就是确定规范可能性的边界，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被凯尔森视为是法政治的法律解释工作。进入专题： 宪法教义学 社会系统理论 。

[65] Luhmann (Fn. 60), S. 31. [66] 现有的科学研究、经验实证研究和心理学上的研究都无法对终身自由刑的后果给出一个确定性的评估，关于终身自由刑案可参见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页 [67] 参见[印]阿玛蒂亚•森：《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页及以下。林来梵将法学固有的思考方法定位于规范法学的方法。

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冲突是中国的本土性遭遇现代性之后所衍生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制度转型，这一转型并不能仅仅通过宪法文本的修改即告实现，而必须实现与之相关的政治观念、配套制度、生活方式、社会价值等方面的转型才能宣告完成。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58]这也意味着法学从确定性（理性自然法和概念法学）的幻境中摆脱出来，面向不确定、复杂和充满偶然性的社会现实，并在不确定的社会中形成稳定化的规范预期，实现法的安定性，这也是法律系统得以分出并自主运行的社会原因，即不确定社会中的安定性保障。

[79] 关于从宪法变迁角度对这些宪法概念进行重新阐释的努力可参见李忠夏：《农村土地流转的合宪性分析》，《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54] 考夫曼认为，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权威的国家理论），新黑格尔主义卷入到纳粹的厄运当中，因此今日对‘具体秩序思维以及‘具体-一般概念的探寻不再令人信服，尽管其中掩盖了某些睿智之处。

[11] 参见泮伟江：《法学的社会学启蒙——社会系统理论对法学的贡献》，《读书》2013年第12期。[88] 参见前引1，雷磊文。

注释: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项目编号13BFX031）与中国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项目编号CLS(2014)D017）的阶段性成果。上述因素导致在中国目前关于法学方法的讨论中，存在两种各执一端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认为法学有其自身赖以安身立命的方法。

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法教义学者看到的画面却是截然相反的，在法教义学眼中，转型社会最大的问题恰恰便是制定法权威的流失，因社会变迁快，法律的制定无法跟上社会转型的步伐，或者无法适应社会变迁的节奏而失效，其结果便是改革中存在大量规避法律甚至直接违法和违宪的情况，从而形成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内在张力，这一情况直到今天仍继续存在。毋宁说，我认为，科学就是每一个理性上可以经受住审查的工作流程，这一流程借助于特定的、依凭对象发展而来的思维方法而试图获得秩序井然的知识。传统的法教义学主要服务于法的安定性，对进入法律系统的法律争议进行规制，其视野着眼于过去，为法律决定提供一个标准化的规则并进行归类，其目的在于通过规则/例外的模式保证法的安定性和前后一贯性。改革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转型，涉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谓一转百转。

白斌：《宪法教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为宪法教义学寻找新的定位点和理论基础，并找到宪法教义学保持其开放性、围绕规范以及实现方法综合的具体道路。

在法律系统内部，实证的宪法规范成为超越法律之法，通过宪法，法律系统能够抵御议会政治的直接渗透。[91] 陈林林：《法治的三度：形式、实质与程序》，《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

[79] 如果要将宪法变迁视为宪法解释的基点，那么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应如何认识宪法变迁？如果要通过宪法变迁来界定宪法解释，那么对于宪法变迁的理解就要超越宪法解释。如果按照卢曼的说法，宪法变迁是一个基础性结构，保证整个宪法体系能够与社会结构相适应。